公元617年，正值隋朝大业十三年，天下动荡不安。当时担任太原留守的唐国公李渊，作为隋朝的外戚重臣，在深思熟虑后决定起兵反抗隋朝的统治。李渊率领军队势如破竹，很快就攻占了隋朝的两都之一——长安（隋朝时期称为大兴城）。入主长安后，李渊采取了一个极具政治智慧的策略：他拥立隋炀帝杨广的孙子杨侑为帝，自己则以丞相和唐王的身份辅政。这一举措既稳定了局势，又为自己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。待时机成熟后，李渊便迫使杨侑禅让帝位，从而正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辉煌的大唐王朝。然而，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随之而来：作为臣子的李渊取代君主，这种行为究竟算不算篡位？
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唐朝的建立更应该被定义为夺位而非篡位。所谓篡位，通常是指在名分未定的情况下，臣子通过弑君、弑父或弑兄等极端手段夺取皇位。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属于篡位，关键在于当时的主流道德观念和天下人的普遍看法。以三国时期的曹魏和西晋为例，曹丕和司马炎都采用了禅让的形式完成政权更迭，并且都善待前朝皇帝，因此他们的行为被世人视为正常的朝代更替，而非大逆不道的篡位。
展开剩余73%禅让这一形式至关重要，它意味着皇位的转移是通过让位完成的，最多只能称之为夺位，而非篡位。即便新统治者对前朝皇帝心存忌惮，想要除之后快，也必须先完成禅让的仪式。只有在正式获得皇位和江山之后，再处置前朝皇帝就变成了君主处置臣子的问题。即便公开处决，也只会影响新统治者的声誉，而不会改变政权更替的合法性。
李渊起兵之时，隋朝已经陷入全面动乱。隋炀帝的诸多政策在反对势力的宣传下，被天下人普遍视为暴政，而炀帝也被贴上了暴君的标签。当时各地起义军此起彼伏，李渊起兵反隋的道德障碍已经不复存在。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，起兵反隋甚至被视为正义之举，而继续效忠隋炀帝反而会被认为是助纣为虐。当然，在宣传策略上，李渊仍然打着匡扶隋室的旗号，声称是要帮助杨广恢复善政，而非明目张胆地宣称要取而代之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李渊在攻入长安后，首先拥立杨广的孙子代王杨侑为帝，自己则担任丞相和唐王来辅政，同时尊杨广为太上皇。这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政治举措背后有着深刻的考量：只要杨广还活着，无论他多么残暴，在名义上他仍然是天下人认可的合法君主。可以反对他，可以废黜他，但绝不能直接篡夺他的皇位，更不能轻易杀害他。任何弑君的行为都会背负千古骂名，以这种方式取代隋朝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谋反。
隋炀帝杨广确实死于非命，但凶手是他的宠臣宇文化及。宇文化及在弑君后还建立了短命的许国，这种通过弑君手段建立的政权无疑属于典型的篡位行为。因此，当宇文化及率军西进时，沿途遭遇了各方势力的强烈抵抗。那些曾经反对杨广的诸侯们，此时却纷纷以讨伐弑君者为名，轮番攻击宇文化及。这正是弑君带来的严重后果——即便杨广已经失去民心，但弑君的行为仍然为天下人所不容。
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，名分和礼法至关重要。即便皇帝走上歧路，臣子可以劝谏、可以纠正，甚至可以使用一定程度的武力手段，但绝不能直接杀害在位的皇帝。皇帝被视为君父，杀害皇帝就如同杀害父亲，这完全背离了中国延续数千年的道德价值观。宇文化及本应该先安排一场禅让的仪式，但以杨广高傲的性格和帝王的尊严，这种安排几乎不可能实现。
相比之下，李渊在得知杨广死讯后，立即精心安排了一场禅让的仪式。正是这个关键的形式，使得他的行为不能被定性为篡位。不过李渊在政治手腕上确实不如曹丕和司马炎大度，他后来还是除掉了杨侑。这种处置方式与隋文帝杨坚如出一辙——杨坚也是在完成北周静帝的禅让后，除掉了这位小皇帝。但无论如何，李渊获取皇位的方式只能被称为夺位而非篡位。这不仅因为他遵循了禅让的形式，更因为当时大多数民众都认可唐朝取代隋朝的正当性，这在古代政治中已经足够确立其合法性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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